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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家的經歷看扶智與脫貧
昆明華文學校 隴睿
走在脫貧奔小康路上的家鄉（攝于2017年8月）
我的家鄉在云貴川三省交界處一個叫做雞鳴三省的地方，赤水河和渭河相匯于此，三省分居于懸崖的三側。歷史以來，此地都是地理死角，交通閉塞，來往極度困難，到鎮上有4公里，鎮上到鎮雄縣城89公里，鎮雄縣城到昭通、昆明分別是200多和500多公里。我雖然未能像無數的扶貧駐村同志那樣深入一線親身經歷脫貧攻堅這個偉大工程，但撫今追昔，對“扶貧要扶智”，我深有感觸。
據說有一年，鎮雄縣某領導到昆明開會，一個省里的領導對他說：某某某啊，聽說在昆明的東站和北站都是你們鎮雄人說了算��！鎮雄的領導回答：領導啊，要是南站和西站都是鎮雄人說了算就好辦了。這說明了三個問題：第一，鎮雄人口眾多且在上世紀七、八、九十年代就已經有了外出就業的意識了；第二，因為教育落后和資源緊張，很多人不能完成義務教育，更遑論高中和高等教育，為了生計，只能外出務工；第三，因為沒有知識和技術，難免會做一些非正當的事。
我們家的第一張全家福（攝于1979年6月）
幸運的是，我的父母雖然是農民，但他們深知沒有知識和平臺就不能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命運。1995年1月《云南日報》有個“我說我的民族”征文，介紹我家的“雞鳴三省一彝家”獲得二等獎，這篇文章是說我們家六個兄弟姐妹通過讀書改變了命運。我的父母不僅全力讓我們盡量多讀書，還自己資助老家的農村學生和帶他們找相關民政、關工委等部門尋求幫助。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政策，我們家六個讀書人雖然沒有享受到“兩免一補”的政策，但也近乎完美地躲過高校擴招和大學費用高漲，但是在上世紀整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幾年，五六個孩子分布在從小學到大學，也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家除了大哥，五個都是在昭通民族中學畢業的，就是因為民族中學不交學費、書費，還發生活費。為了減輕父母的辛苦與負擔，大的哥姐一工作就要至少負責一個在讀的弟妹。我記得初中時候一個學期我就用25元錢（20元是開學放假的往返路費，只有五元買學習生活用品），其中的辛酸與艱難每每想起，唏噓不已。每當別人說起我們家的人讀書厲害時，我爸媽總是說：政策好！老師教得好��！他們的六個孩子一個博士、兩個碩士、三個學士，如今都在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企事業單位為“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努力著、奮斗著。
小時候我很奇怪，為什么我的姑姑們都嫁去四川貴州，沒有一個嫁在鎮雄，我奶奶說：我們彝族只和彝族開親。因為鎮雄的彝族都是我們家佃戶，小姐不能嫁給下人，所以姑姑們嫁的都是四川貴州的彝族土司之后。那個時候我不懂，只知道四川的姑姑們會給奶奶送大米過來，我爸爸每次從貴州的姑姑家來，都會帶來一些城里表哥表弟表妹們穿過的衣服。于是我小時候的理想就是“天天吃大米飯，討個城里媳婦”，因為那個時候，我印象中倒也不是吃不飽，就是吃過包谷和漆樹籽、包谷棒子一起用石磨磨出來蒸著吃，肉很少吃到，蔬菜呢就是自留地里有什么就吃什么，油水營養什么的沒講究了，我11歲上初中時1.37米,1987年上大學時1.59米。
1984年8月攝于老屋前
到1990年，爸爸媽媽搬到縣城，我哥我姐和我工作了，家里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如今爸媽都在昆明生活，還能經常外出旅游，下一代已有兩個碩士在讀、兩個學士畢業、三個在讀中學 ，我們家正在享受著重視教育帶來的幸福并將繼續重視教育。
1994年的全家福（攝于鎮雄縣城相館）
老家（雞鳴三�。┙煌l件的改善（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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